记者:有没有一些家庭教会的成员给您描述过,当他们的活动被取缔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?
于建嵘:对,不但描述过,他们还给我看过录像,我到浙江调查的时候,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看录像,取缔他们的时候,她说他取缔我们我们也不对抗,我们照样拿着我们的《圣经》,寻找我们的上帝。
记者:那他们的心中会对采取,比如说打压措施的这些人会有愤恨吗?
于建嵘: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,当时给我回答两个,第一个,这种苦难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,我们只能接受它。另外一个说,我们向上帝祈祷,我们祷告,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。很少有人问到说,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,很少的。
家庭教会会否成为“邪教”的土壤
曾子墨:关于集会,中国1989年通过的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规定,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。但是大量存在的没有按规定到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家庭教会,他们的聚会显然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,那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规模,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,这是否又会成为“邪教”的土壤呢?
解说:在于建嵘收集的资料中,有关于“三班仆人教”的全部资料。
2006年2月28日,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邪教杀人案,一个被称为“三班仆人派”的地下教会涉嫌杀害另一个地下教会“东方闪电派”的信徒多达20人。双方都自称基督教,都被公安部定为邪教组织。争夺信徒是命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那么,规模对家庭教会有什么影响呢?
记者:那家庭教会现在发展的规模一般都能够有多大?
于建嵘:情况不一样,因为家庭教会它也有一种组织结构不一样的,有宝塔式的家庭教会,有一个总负责人,下面的不同,这个有些发展下来,可能也有几万人,也有些扁平式的,就是互相之间都不隶属关系,没有隶属关系。这种家庭教会一般的,有两三百人,三四百人的也有,也有一千到两千人,但是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人员的隶属关系,比如说我今天这里,可能一个大教堂,很多人来参加活动,做完了就走了,那种隶属关系的,很严格的隶属关系的,往会走向一种很严重的问题。
记者:那家庭教会内部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?
于建嵘:这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全一样,有两种基本方式,一种基本方式是一个宝塔式的。比如“三班仆人教”,他有一个大仆人,二仆人,下面有使女,各个省有使女,是吧,有各个省,有不同的,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,上下关系的一个教会这种关系,这种关系应该说组织比较严密,而且人员是比较固定,另外一种现在更多的家庭教会的方式,就是比如讲,它有几个知事,有几个管事的人,我们租了一个地方,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方式,就是说我们租来一个地方,我们做宗教活动,我们请来一个有宣道的神父,是吧,我们互相之间有管钱的,有管事的,也有几个人,也有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它基本上,这种大的现在就是各个教会独立的情况,这个比较多,这种反而比较多。但是在河南的很多都是宝塔式的。
记者:这和所有信众教徒,他的知识架构,他的眼界有关系吗?
于建嵘:有,应该有关系,一般的知识分子,知识比较高的,他不愿意加入那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教会的,而农村有些反而愿意加入这个东西,我就在河南的农村调查的时候,有人就愿意,说这个好啊,兄弟姐妹多了,互相帮助的人多了,我可以找到人,是吧,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帮我。
解说:在许多家庭教会内部,有专门的神职人员,并且他们有专门的培训系统,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培养输送神职人员。而这一套体系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,没有一个规范的模式。有的甚至处于地下状态。
记者:那内部的学校培训体系是什么样的?
于建嵘:我最担心的是这个,当时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,我们几个朋友,他们都赶过去看我,因为我在那里调查,他们刚好礼拜天去了,去的那一天,我带他们看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学校,他们当时都目瞪口呆,我们到了一个写字楼,外面也看不出是学校,不是写字楼,就是居民楼,坐电梯上去之后,一点都看不出,一个普通的居民楼,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,里面有20多个孩子在里面做培训。而且这20多个孩子三个月之内不能离开这个门,包吃包住,你们就在这里。我当时看完之后,我心里充满着一种幽怨,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你们教他什么,他们怎么来的,从网上招聘来的,有些还是大学生。
记者:要付学费吗?
于建嵘:不要付学费,包吃包住,不要学费,将来还有份工作,你去宣道,你想对有些现在这个社会是有吸引力的,我不是说这种学校本身有什么问题,我担心它什么地方,因为它教育了什么,学了什么,我们不知道啊,整个社会不知道,是不是,别人不知道,他在里面,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这问题,所以我在国家提出来,我说你不如让他公开办,是吧,我好管理。
解说:于建嵘在调查中发现,江浙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,一些家庭教会甚至有自己的教堂,或者为了回避行政管理,把新建的楼当作教堂,有的可以容纳几千人。
家庭教会资金主要靠教徒的奉献
记者:家庭教会活动资金怎么来呢?
于建嵘:也有人怀疑有些教会是不是境外资金,这个我讲心里话我没有发现,我没有发现,这个也属于人家的核心机密,人家也不一定告诉你,但是我的了解,主要还是靠他们教徒的奉献。
记者:很多人担心家庭教会会成为中国的不稳定的因素之一,最主要就是境外资金由此来渗透,您有这种担心吗?
于建嵘: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,我不大担心这个问题,为什么不担心这个问题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因为境外的资金渗透,它终究是有限的,而且你这个国家这么严密的控制,是吧,你的资金来源什么什么都控制,我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,就是说怎么对待它们,因为发展规模到一定地步之后,你怎么办,你怎么对待它。你比如讲北京的守望教会,人越来越多之后,你政府你不给他登记,那么你肯定要想办法对付他,政府怎么对付他呢,你是说要老板不租房子给他了,那么他们怎么办,他们冒着雪,站在雪地上做祷告,你这回怎么办。怎么对待它可能是我们目前的关键,我认为它稳定或者不稳定,最关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。
记者:那为什么现在我们,就您说的,“怎么对待”,这样的一个政策迟迟没有方向呢?
于建嵘:最近两年,实际上据我了解,因为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,越来越认识到这问题,所以组织了我们调查完之后,有些部门组织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调查。我当时给中央,对策提了三条,第一,我说与其我们装作不看见,还不如合法地认可它存在,因为没有办法,没有退路,你几千万人,你说取缔能取缔得了吗,取缔不了,那还不如说你合法存在算了,干脆让你合法化。第二点要它登记。第三点,我的观点就是,你的这个教会的学校,你要公开化,你不能搞秘密化。我曾经有一句话,叫做,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,他愿意信让他信去,但是这个信是要管理的。你包括一个人,很多人在这里聚会,你安全也要管一管,是不是,通风道有没有,管理还是需要的,但是这种管理,我的意思就是,不是一种批准制,不是说你批准我就可以信教,你不批准就不信教,不是,但是备案是可以做的,是不是?
该如何区分教派和家庭教会
解说:河南有一个被称为“哭喊派”,除此以外,这里还有“七灵派”“东方闪电派”等教派,假借基督教的名义与基督教家庭教会争夺信徒。对于普通的农村老百姓,怎样才能区分这些教派和家庭教会呢?
记者:现在有家庭教会他们自己主动地去做这种社团法人的登记吗?
于建嵘:有,但是都没有给他们登记,都不给他们登,有啊,很多,很多。
记者: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,为什么主动去登记?
于建嵘:还是想合法化,因为实际上宗教,你研究宗教你就知道了,你越给他秘密化,你越给他压力,他可能发展得越快,宗教的,它这种不登记状况,他是一种他内心的一种非稳定状况,非稳定状况,他要形成的是他的保护。
解说:邪教在中国的危害已然显现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河南农民徐双付开创“三班仆人教”,此人自小信教,据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信徒百万。
同期: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,那时候傻就傻到这里,他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,就不敢违背。
解说:“三班仆人”教派的宣教资料声称,他们所信仰的就是全本《圣经》的基督教。徐双付假借神的名义著书立说、传经布道,说自己能行神迹救人脱离苦难,用祈祷为人治疗癌症等。
在九十年代他就买奔驰车、住豪宅、戴价值20万元的劳力士金表,一副眼镜价值一万元,并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投资,包括修车厂、印刷厂、饮食店、旅社等,这样他可以在很多地方秘密行动。起诉书中显示,他在各地共诈骗人民币2050万元。
记者: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家庭教会,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为邪教,比如说像“三班仆人案”。
于建嵘:“三班仆人教”,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,他们宣道的时候,都是把所有的窗子盖着的。当然你假如都是能够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的话,另外一批人来宣教的时候,说我们必须把窗户关了,怕政府打压,那么马上有人可以识破它,由于你政府的这个宗教政策,使另外一些有歪门邪道的人可能利用,所以他来说,我们要把这个窗户都拉开,拉起来,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信教,政府要打压,那么他在跟邪教,我的观点就是,秘密化往往是邪教的一个最好的外衣。
记者:那在邪教和正规的宗教传播之间,怎么样来区分它?
于建嵘:这个应该是交给教会的事情,交给教会。至于是不是邪教,实际上政府是很难界定的,他说上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,那句话那么说的,他们两个争是他们的问题,但是法律规范是明确的。
记者:但是在不同的家庭教会之间,彼此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组织架构的情况下,即便判断了是邪教又能够怎么样,可能政府是不是,更多地出于保护人身安全的考虑,来判定是否是邪教?
于建嵘:是,这个有这么个说法,因为你宗教你也没有裁判所,你也不搞裁判所,实际上它这个什么问题,我们说交给宗教,也不是交给某个宗教组织,交给信徒们,他们自己的一个判断。你看我在那个,在那个浙江调查的时候,他们就专门揭露有一个“东方闪电”,这样去发展人入教的,他是坏人。
记者: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?
于建嵘:他们贴墙壁,每个人都发手册,实际上这种人到你们这来,用美女用什么东西来让你传道的,说你们家里生病什么什么,你们不要相信,这叫“闪电派”,它自己内部会发生教徒去抵制它。
解说:同样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河南一位平民女子,自称“女基督”,创立了“东方闪电派”,说自己是从“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的闪电”,相信她的人,将被她的话熬炼成为得胜者,在千年国度中与她一同做王,用铁杖管辖万国;而拒绝她的人,将遭受各样的刑罚直至灭亡。有关资料显示,他们也拥有了百万信徒。这个组织同样被政府定为邪教。
记者:但像邪教,它一般都会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?
于建嵘:邪教的特点主要有这几个特点,搞得很神秘,特别神秘,特别神秘,好像天天马上要遭到打击一样,为了所谓逃避打击,搞得很神秘,神秘是它的第一大特点。第二大特点就是说,它一般的有一个相对而言,有一个比较严格的组织系统,说我必须服从什么人,服从什么人,谁管理,这个有个组织,有一个上下关系,第三你一定要付出,是吧,不管你是不是自愿,通过想尽一切办法,你必须要付出,是吧,或者给钱,骗钱骗色是最主要的两样东西。
记者:那还有人担心家庭教会大规模地发展,会对中国现有的执政理念造成影响,特别是如果一些意见人士、维权人士,加入某个家庭教会,让整个组织为自己所用。
于建嵘:这个担心现在是可能执政的人最重要的担心。实际上也不可怕,因为根据我对基督教的研究,我曾经讲了这么三句话,第一句话叫做,精英们不要把基督教当工具,比如搞民主也好,搞什么也好,大家不要把它当工具,它应该归源于一种社会生活,那么政府也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,因为宗教是没办法通过政府的公权力来消灭的,社会也不要把信徒当异类,更多的信徒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,他不是想为了,我加入这个东西我将来得天下,没有这个想法的。
记者:那您认为宗教和政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?
于建嵘: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,从来是扯不清的关系。从历史到现在,宗教,因为宗教发生的战争,因宗教带来的迫害,世俗权力和宗教之间的,对宗教的利用历来是没有能够完全把它分开,但是越来越到了现代社会,政教分离的关系,是这么多年来,许多现代国家处理宗教与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准则,政教要分离。所以讲我为什么提出那个观念就是这个意思,要把它回归到一种社会生活。
曾子墨:正如法律所规定的,信不信教是公民的个人自由,但如果他们的组织没有一种合法的生存方式,也无从谈及政府监管和组织的健康发展。两年前于建嵘还在极力地呼吁给家庭教会“脱敏”,如今已经可以有讨论家庭教会问题的宽松环境,也许不久的将来,家庭教会将会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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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会我试试看能否把我下载的完全版弄上来。